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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信速配展翅欲飞：青铜器上的凤鸟纹｜读懂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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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文清青铜器上的凤鸟纹上承史前陶器、玉器纹饰，生发于商代中期，在商代晚期与西周早、中期尤其盛行，直至春秋战国仍有沿用，是整个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什么是“凤鸟纹”？学界尚有争议，大体可以分成两种，一是将凤、鸟进行区分，二是将二者合并看待。容庚先生“以鸟纹之文采灿烂者为凤纹”，将凤纹归为一种特殊的鸟纹；马承源先生则以是否有一条“逶迤的长冠”为区分凤纹和鸟纹的依据；陈梦家先生、朱凤瀚先生则将鸟纹细化分类，并未刻意将凤纹作为单独一类。实际上，青铜器上所谓“凤纹”呈现明显的鸟形象，同时存在有无冠、长短尾之分。凤纹、鸟纹二者界线难以明确，因此以“凤鸟纹”概括称之更为合适。

除了呈现明显鸡、鸟形象的典型凤鸟纹外，鸮（猫头鹰）、鹤、雁等属于鸟纲的动物形象在青铜器上也时有呈现。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对青铜鸮尊，整体以猫头鹰为原型，呈傲然挺立之态。又如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春秋莲鹤纹方壶，其顶部立有一鹤，展翅欲飞。本文着重介绍典型的凤鸟纹。

“妇好”青铜鸮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莲鹤方壶故宫博物院藏

玄鸟生商：商代青铜器凤鸟纹

《诗经·商颂·玄鸟》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一般认为，商代青铜器上凤鸟纹的产生根源于商人对“玄鸟”的崇拜。关于“玄鸟”的定义以及现实来源，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吕氏春秋·季夏季·音律》中记载：“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将简狄生契中的“玄鸟”直指为燕。古人如王逸、杜预、郑玄等对于文献中出现的“玄鸟”一词也都曾作注：“玄鸟，燕也。”目前许多学者仍认同此处“玄”代表黑色，“玄鸟”即为黑色的燕，或以燕为原型演化而来。“玄鸟”也被解释为太阳鸟、雄鸡、乌鸦、大鹏等多种形象。

近年以来，随着殷墟出土材料的更新以及图像学研究的进一步普及，认为“玄鸟”是鸱鸮（即猫头鹰）的观点愈发受到关注。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者对于“玄鸟”现实来源的理解，大体呈现传统的“燕说”与新兴的“鸱鸮说”的分野。而商人的“玄鸟崇拜”，实际上或许是一种“泛鸟类崇拜”，并不局限于单调的燕或者鸱鸮。体现于青铜器纹饰，便是华丽而繁杂的各类凤鸟纹。

父乙觥上海博物馆藏

父乙觥腹部凤鸟纹图源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文饰》

上海博物馆馆藏的父乙觥，腹部有一硕大长冠直尾凤鸟，以傲视之态占据青铜器主体部分。其较大的身体和粗壮的尾部给予制作者充分的装饰空间，以阴刻线将鸟身各部填满装饰纹，给人以雍容华贵的观感。大鸟的背部辅有一只小型凤鸟，更加衬托出主体纹饰的威仪。

父丁卣腹部凤鸟纹图源《商周青铜器文饰》

而上海博物馆藏父丁卣上的花冠凤鸟正襟危坐，装饰的三条尾羽与三瓣形的羽冠相呼应，既将有限的空间充分利用，又成功塑造了端庄威严的体态。它采用“三层花”（立体纹、地纹、和装饰纹三位一体）式的装饰手法，以云雷纹为地，凤鸟冠部和尾部皆以细阴线装饰。其垂下的尾部下方同样有一小型凤鸟来衬托作为主体的大型凤鸟。

这种盛行于商代晚期，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异常华丽、夸张繁琐装饰的手法，与17世纪意大利的巴洛克艺术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且二者都与信仰密切相关。殷人事鬼敬神，遵奉以帝为代表的天神，以社、河、岳为主的自然神，以及以列祖列宗、先妣先母为代表的祖先神。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青铜器上的鸟与凤皆可作为媒介沟通天地。

除了器身的浮雕凤鸟，商代青铜器上还有圆雕的凤鸟形象。这类立体的圆雕凤鸟多形体较小，且集中出现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风格自成一派卓信速配，体现出中心地区的商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和谐交融。

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圆鼎耳部凤鸟图源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

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圆鼎上的凤鸟，有着明显不同于中心地区凤鸟纹的风格特征。然而其翅翼部以云雷纹为饰，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心地区青铜器装饰方式影响的表现。有学者认为，出现于青铜器上的圆雕凤鸟或许代表这一地区居民所共同认同的祖先“雀”，并非代表中心地区所崇拜的“玄鸟”。

三星堆青铜鸟

凤鸟形象是三星堆青铜器中的常见元素之一，这与中心地区凤鸟纹在青铜器纹饰中占比相对较小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三星堆人热衷于凤鸟，或许同样与祖先神的崇拜有关。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的凤鸟，是“凫”部族的始祖神标志，是一种虚幻的神鸟。三星堆青铜凤鸟更多地作为一种凝聚地方信仰的标志存在，而中心地区青铜器上的凤鸟纹整合了各类信仰。

凤鸣岐山：西周青铜器凤鸟纹

西周时期，对于青铜器凤鸟纹形象的塑造呈现去繁琐化的趋势。制作者们在青铜器纹饰的创作上不再过分追求繁琐细密和威严肃穆，而是开始注重纹饰整体的美感与协调性。这种转变使得凤鸟纹在这一时期展现出更加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也融入了更多的生活气息。

霸伯山簋盖顶凤鸟纹图源谢尧亭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号墓发掘》

2009年山西翼城大河口出土的西周中期霸伯山簋，其凤鸟纹的艺术风格已与商代有着明显区别：鸟体上的纹饰大幅简化，翅翼等不必要的特征不予表现；整体形态以曲线为主，更加富有灵动感；分冠、分尾，并以相对简洁的曲线着重表现冠部和尾部，布局匀称，商代凤鸟纹强烈的视觉冲击转化为流畅的美感体验。

《礼记·乐记》中记载：“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 周人崇尚简朴的礼乐，并通过这一简朴的礼乐制度维护统治秩序。周人这种文化特征对于其审美产生影响，器物纹饰不必过于华丽，在保持器物实用性的基础上增添了生活气息，造就相对简化而富有装饰性的凤鸟纹饰。

凤纹簋腹部凤鸟纹图源《商周青铜器文饰》上海博物馆藏

西周时期，对于凤鸟形象的表现方式也展现出了显著的多样性。上海博物馆藏西周早期凤纹簋上的凤鸟拥有锯齿状的冠和尾，且身体部分被较长的尾部挤占至几乎不存，锯齿状的羽毛充斥整个画面。

山西翼城大河口出土提梁卣下腹凤鸟

纹图源《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号墓发掘》卓信速配

2009年山西翼城大河口出土的西周中期提梁卣上的凤鸟，眼睛正下方拥有一根上翘的长须，并且下垂的尾羽分散，如伸展的谷纹般倾泻而下。周人代商后因维护统治需要而对于商代的成法进行解构，礼乐宗法观念的形成以及青铜器神话、宗教色彩的淡化，给予了周人对于凤鸟形象进行再创作的空间，这直接推进了周代凤鸟纹形象多元化的进程，实际上是思想的相对解放。

由此自然引出一个问题：为何周人取代商人，却仍旧使用商人所崇拜的凤鸟纹呢？实际上，周人本身与凤鸟也有着特殊的渊源。《国语·周语上》记载：“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韦昭作注：“鸑鷟，凤之别名也。诗云：凤凰鸣矣，于彼高罔（冈），其在岐山之脊乎？”周人认为自己的始祖为凤鸟，其原因或许是天命观念的体现，或许是周人认为其与商本同宗，又或许“凤鸣岐山”的神话本身就是为削弱商代神话的影响而构建，以此为基础在青铜器上延续和发展凤鸟纹，以达到削弱兽面纹及其所代表的商代神权观念的影响。

周人为表现与商的差异性，则突破商代凤鸟纹的“范式”，在有限的题材中尽可能进行发挥与再创作，赋予其生活气息，这也是削弱商代神话观念影响的另一种尝试。于是，简化的、多元的凤鸟纹在西周青铜器上肆意生长，与器型的演变相结合，造就西周青铜器独特的精神风貌。

西周凤纹铜尊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百鸟争鸣：春秋战国的凤鸟纹

整个东周时段，青铜器上凤鸟纹的样式逐渐丰富。进一步简化的几何纹凤鸟出现，抽象化的凤鸟占比显著提升；经过不同方式排列组合的变换，多方连续的凤鸟纹呈现于多元化的器物类型之上；此外，凤鸟纹的表现手法更加多样，由以往单一材质的浮雕、圆雕，发展为镶嵌、错金银等多种材质组合的装饰手法。脱离了一定范式的凤鸟纹形象，更加注重艺术感与现世的意义，于是逐渐呈现出“百鸟争鸣”的繁荣局面。

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凤鸟纹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这与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对于文化差异性的追求紧密相关，同时也受到地理位置因素与族群融合的影响。

山西侯马出土蟠龙纹方壶龙身凤纹图源王克林：《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

山西侯马出土的蟠龙纹方壶上的凤鸟纹，便是晋地青铜器独特的的“龙身凤”，常呈现龙凤交织状纹饰；齐鲁地区常用立体圆雕的凤鸟作为青铜器的盖顶或捉手，如长清仙人台出土的青铜链盒；燕地青铜器在器物盖顶多有三只无冠勾喙的凤鸟首。总体而言，不同地区青铜器上凤鸟纹造型的分化，是东周剧变社会转型的直接体现。

长清仙人台出土青铜链盒山东大学博物馆藏

战国时期，周王室的权威彻底衰落，礼制的崩塌带来青铜器功能的彻底转变。新兴的军功贵族将青铜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彰显地位与实力的欲望带来奢华的社会风气。同时，生产技术的进步也为青铜器工艺的提升创造条件。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河北博物院藏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局部图源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9卷东周 3》

河北博物院馆藏的战国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出土于中山王“错”墓，集多种工艺于一身，精美而富有巧思。错金银工艺，即将延展性较强的贵金属金、银填充至青铜器上预留的凹槽中，并打磨抛光使其平整，呈现别样的视觉效果。这件方案座的整个案身由四龙四凤组成，其中凤鸟从龙身中探出脖颈，高冠勾喙，通体有错金银的纹饰点缀，不仅展现出华丽不俗的气质，更在整件器物斗拱结构下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这是青铜器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的精品之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技术进步，青铜时代进入衰落期，青铜器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在生产领域，铁农具的普及取代了传统的青铜农具，而铁工具的普遍使用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手工业的条件，从而推动漆艺的快速发展，漆器在生活领域逐渐取代青铜器。于是作为直接的替代品，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在漆器上得到延续。

曹家岗5号墓漆瑟侧面右端龙凤纹图源赵德祥：《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

凤鸟纹多见于楚地漆器，形态各异，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商周青铜器凤鸟纹的某些特征。如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出土的漆瑟，侧面右端饰有同体异首的龙凤纹，其中的凤首虽较为简化，却具有明显的圆眼、勾喙特征，冠部也予以特别强调，明显受到商周凤鸟纹的较大影响。青铜器作为载体、有关凤鸟纹的审美偏好作为文化传播的附属物进入楚人的世界。不论源于商周、源于本土还是源于异族的文化，楚人都可以选择接受并且为其所善用，这也造成楚国漆器凤鸟纹兼收并蓄、瑰丽而多元的特性。

在辉煌的中国青铜时代中，凤鸟纹作为其中一种重要的纹饰类型，在继承与创新中长时间被沿用。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青铜器上的凤鸟纹经历了一个由繁琐到简化、由单一到多元的转变过程。而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纹饰的复杂度和多样性上，更蕴含了艺术与信仰、审美与政治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凤鸟纹则被赋予更多的生活气息，表现的手法也愈发多样。整体而言，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凤鸟纹的文化内涵，历经由宗教到礼制、由神话到现世的变革，塑成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冰冷的暗绿上兀自发散光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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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编. 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青铜器M. 成都：天地出版社, 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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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赵德祥.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J.考古学报,1988,(04):455-500+513-522.

图片｜小石头